制造“韦坚案”“杨慎矜案”等冤狱；杨国忠则“贿赂公行，选任官吏不问贤愚”，导致“天下之人，怨入骨髓”（《资治通鉴》卷217）。正如《周易参同契》所言：“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玄宗未能守住“月当天”的清明，最终招致“安史之乱”的风雨。

这种时空意象还暗合《诗经·小雅》“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政治期许。开元十七年（729年），唐玄宗祭天于泰山，宰相张说进献《封禅坛颂》，文中描绘“万姓和会，四夷来同，祥瑞毕至，天人合应”的盛况，此时的玄宗确如中秋明月般赢得万众仰望。但天宝十载（751年），当术士罗公远预言“国有大难，陛下宜修德禳之”时，玄宗却嗤之曰：“吾以天下太平，纵有灾异，何足忧也？”（《太平广记》卷22）这种对“月当天”意象的背弃，最终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历史悲剧。

一人骑鹿：才德兼备的辩证关系

在传统谦卦图示中，常绘有“一人骑鹿”的形象。鹿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仁德的象征，《诗经·小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描绘的正是君子宴饮嘉宾的和谐场景。而骑鹿者需具备驾驭仁德的智慧，即《周易》强调的“智仁勇”三达德。唐玄宗早年堪称“骑鹿”的典范：他任用姚崇、宋璟等“儒家之鹿”推行仁政，依靠张说、张九龄等“文学之鹿”弘扬文教，信赖郭元振、王晙等“将帅之鹿”安定边疆。这种“才德相济”的用人之道，使得大唐呈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盛况。

鹿性虽驯良却难驾驭，正如仁德需才智来统摄。开元年间，唐玄宗深谙此道：他既信任姚崇“救时宰相”的才干，又通过“紫微省议事”制度加以制衡；既欣赏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才华，又不委以实权以防其恃才傲物。这种“御鹿之道”恰如《韩诗外传》所言：“君子之治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也。”反观天宝年间，玄宗将“骑鹿”变为“逐鹿”：他听信安禄山“边功邀赏”的谗言，纵容其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对杨国忠“聚敛财富”的行为不加约束，甚至称赞其“能富国”。当“鹿”变成了“禄”的追逐对象，仁德自然荡然无存。

《周易·系辞传》云：“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安禄山虽有勇力却无仁德，最终发动叛乱；杨国忠虽有辩才却无德行，最终身败名裂。这与诸葛亮“亲贤臣，远小人”的治国方略形成鲜明对比。在成都武侯祠，明代思想家方孝孺题联“惟德与贤，可以服人”，正是对“骑鹿”意象的最好诠释：真正的领导者不是骑在仁德之上，而是与仁德同行。

三人乱丝：权力博弈的隐喻

谦卦图式中的“三人乱丝”形象，通常描绘为三人拉扯一团丝线，象征着权力结构中的复杂博弈。这种视觉隐喻在《周易》中与“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爻辞相互印证，暗示着潜藏的危机。安史之乱前的唐朝政坛，正是这样一幅“乱丝图”：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三方势力明争暗斗，将朝政搅得乌烟瘴气。

李林甫为巩固相位，先是设计陷害太子李瑛，后又排挤张九龄等贤相，史载其“口蜜腹剑，排抑胜己，朝野侧目”（《旧唐书·李林甫传》）。他曾对谏官说：“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这种箝制言论的做法，如同在丝线上打上死结。杨国忠则利用外戚身份，与李林甫展开“相权之争”，他通过制造“韦坚案”牵连数百家，又构陷名将王忠嗣，使得“天下冤之”。安禄山则在范阳厉兵秣马，一面讨好玄宗“愿为贵妃儿”，一面暗中积蓄力量，最终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

这三方势力的博弈，恰如《周易·文言传》所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开元年间的政治清明，曾将这团丝线梳理得井井有条：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科举与荐举制度并行不悖，节度使与采访使相互制衡。但到天宝年间，随着玄宗“谦德”的流失，权力监督机制逐渐失效。李林甫“专政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杨国忠“柄国凡五年，权倾朝野”，安禄山“拥强兵十五万，据幽蓟之险”，这三根“乱丝”最终缠绕成致命的绞索。

《周易·系辞传》强调“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谦卦中的“三人乱丝”意象，正是对这种危机意识的视觉警示。当领导者失去谦逊之心，听不进不同意见，权力这团丝线就必然会纠缠打结。正如现代管理学中的“帕金森定律”所言：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人员会不断膨胀，而效率却越来越低。唐玄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