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明白，这就是中国历来缙绅阶层在社会上存在的价值。

缙绅最强大时形成了门阀，在没有科举的隋唐之前，他们不仅代为管理乡村民间，甚至还直接垄断了官员的举荐通道。后来的中央王朝便极力推动科举，通过中央向下派遣官员——也就是流官制，从而避免了地方割据，强化了中央王朝的控制力。

不过，流官最多只能到县衙，到县令、主簿等少数官职，然后各种押司、捕头以及乡里的里正、保长，还必须依赖于地方缙绅出任，有的地方缙绅的意见甚至能影响地方官的决策。

但是，即使是一个地方出现了豪强，此时的朝廷并不担心，因为他们会是偶然的、孤立的，不会出现跨地区的联合。因为缙绅阶层本身就十分松散，他们只关注于自身的利益，在面对少数官员的过份欺压时，往往首先选择妥协。因为他们从内心是承认这种权威，认可这种强权，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同意获得这些权力。就像当年高邮的秦家庄对张押司的忍耐。

说白了，朝廷对于缙绅的正确态度有两点：第一不要把他们逼到死角里；第二不要让他们相互之间产生关联。

可惜的是，今天的京东东路恰恰在这两点都犯了错：蔡京与皇帝的无比贪婪、外加上行下效的结构性腐败，摧毁了太多地方缙绅的经济基础。

同时，秦刚安排的流求特勤员在刻意介入后，让原本都孤立的反抗者们知道了彼此的存在，也都很快地学会了打着“忠臣爱国”名义下反抗地方强权的秘诀。

“如今朝中奸佞蒙蔽圣听，地方贪官只手遮天，即使是我们这些家有功名的、外有盛誉的，官府也是想抢就抢、想杀就杀，这次我们不得已奋起反抗，朝廷如果真心要招安，总归要是给我们一个能够放心的说法才可以。”刘会长在送别宗泽离开时特别嘱咐道。

宗泽立即返回青州向黄裳汇报。他的这一趟的任务却算是圆满完成，毕竟他明确探明了保乡会诸人同意招安的态度，同时也带回了他们希望被招安时需要的条件。具体能否同意这些条件、又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安排，不仅是他这一级别没法决定的，同样也是黄裳承认不了，需要他拟出意见并写成奏章，快马加鞭送到京城后，再听从上面的最后意见。

当然在这份奏章中，黄裳以难得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京东东路各地的民变，并非反对朝廷的刻意造反，而只是针对于某一些新政、新法危及到他们的生存条件之后的一种激进反应。因此，这些地方的变乱才会出现了之前都不曾见过的保乡会组织。

黄裳这样子向上汇报是有他的用意的。

实际上，保乡会最早出现在明水，但是他却不能先报明水，因为由他下令派过去的两支军队在这里几乎遭遇灭顶之灾。被杀官兵的账要不要算是其次，关键是直接和这里进行招安谈判也是极难提出合适的条件。

所以，黄裳才故意没有去感觉难度太大的明水，而是派宗泽去了昌邑，因此也才能相对顺利地得到双方共同认可招安的共识。

毕竟黄裳得到的情报显示，京东东路各地的保乡会之间也是有联系的，这些缙绅在地方上也是有着错综复杂的眷亲关系，大家现在既是存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又是十分清楚，一旦朝廷前面给了宽松的开头，后面大多都会沿袭旧例，最终可以妥善地解决。

当然，大宋对于地方民变起义，确实也是以“招安”为主。

这方面，士大夫们的“仁政”思想始终未变，更何况京东东路这里还有保乡会这样一个让朝廷颇觉心安的因素存在。

而且，黄裳还担心朝廷不同意他的招安思路，特地煞费苦心地让手下的幕僚们列出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账单，上面清楚列出：如果要对全路各地的保乡会进行出兵围剿的话。在兵力充足、将领得力的前提下，所需要的具体兵力、武器装备，还有出征前的开拔费、出征中的粮饷消耗、剿匪经历中的武器装备的损耗，都将会是一笔极大的天文数字。而且，这里面还没有算上，一旦与乱匪开战后，将士伤亡后的抚恤、遣散费用，还有剿匪成功之后的各种论功行赏费用，基本上今年京东东路的赋税就不要想有结余了。而被平定的土匪必须会被问罪砍头流放，这又意味着京东东路接下来几年的种地农民人口的锐减，这样的损失，是否是朝廷考虑能够承担得起的？

而与其相对的招安之策，首先会极其迅速地结束乱象，又节省下数目极大的调兵打仗费用。关于各地保乡会提出的条件，有要撤换并治罪于那些平时打压欺负过他们的地方官员。这个条件其实好答应，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