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来自蚂蚁国的和平使者，我的触须上承载着整个族群的信息网络——那是我们用分泌物、触角振动和腹部摩擦编织的生命之网，在黑暗的地下延伸出千万条脉络，连接着每一寸土壤的呼吸。在人类纪2025年的盛夏，当堪察加半岛的苔原还覆盖着未融的残雪，我们族群的“地脉感知者”突然从10公里深的地核边缘传来警报：一种从未有过的灼热感正沿着板块裂缝向上蔓延，像一条愤怒的火龙在岩石间穿梭。那时，距离那场毁灭一切的震颤，还有整整十天。

最先察觉异常的是族群中最年长的“掘地长老”，它的前足在花岗岩层中钻探了七十年，对地壳的每一次脉动都了如指掌。那天清晨，它突然在蚁穴的议事大厅里剧烈颤抖，腹部末端分泌出橙红色的警戒信息素——这种颜色在我们的语言里意味着“灭顶之灾”。我当时正在整理来自勘察加西海岸族群的觅食报告，触须刚接触到那股刺鼻的气味，全身的几丁质外壳就像被投入沸水中般刺痛。长老用触角在地面划出混乱的轨迹：“地核在燃烧……裂缝在扩张……十日后，这里将化为尘埃。”

恐慌像洪水般席卷了整个蚁穴。我们的族群有三十万成员，世代生活在堪察加半岛中部的火山沉积层下，这里的土壤富含矿物质，夏季的融雪能带来充足的食物。但现在，我们必须离开——带着所有的幼虫、蚁后和储存的种子，穿越冻土带、河流和人类的聚居地，向东南方的库页岛迁徙。迁徙的命令在信息网络中炸开时，每个工蚁都在瞬间接收到了任务：工蚁负责搬运幼虫和食物，兵蚁组成警戒队列，而我和另外九名和平使者则被赋予了最危险的使命——向地表的所有生物传递警报，包括那些总是对我们视而不见的人类。

我们爬出地面时，正值苔原的短暂春天。紫色的虎耳草在石缝中绽放，北极狐的足迹像银色的丝线绣在雪地上。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硫磺的怪味，连耐寒的地衣都在卷曲叶片。我带领第一支警戒小队向西北方向进发，目标是勘察加最大的人类定居点——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黑色的洪流在地面上铺开，每只蚂蚁都用触角触碰前方同伴的腹部，传递着“危险”“快逃”的信号。沿途的族群很快响应了我们的召唤：蚯蚓从冻土中钻出，在地面留下蜿蜒的逃生通道；瓢虫放弃了蚜虫群，振翅飞向高空；甚至连平时与我们为敌的黄蜂，也暂时休战，加入了传递警报的行列。

但人类对此毫无察觉。他们穿着厚重的羽绒服，在街道上匆匆行走，手机屏幕的光映在脸上，对脚下的骚动视而不见。我们试图爬上他们的裤脚，用颚部轻轻咬噬他们的皮肤——那是我们能发出的最强烈的信号，但他们只是不耐烦地跺脚，或者用鞋底碾过我们的同伴。我亲眼看到一只年轻的工蚁在一个背着相机的游客脚踝上留下警戒信息素，却被那人一脚踩碎，绿色的体液溅在雪地上，像一颗融化的翡翠。

最绝望的时刻发生在第三天。我们得知，勘察加的人类领袖——那个据说“打仗打红了眼”的男人，正在克里姆林宫参加紧急会议。我的三名同伴自告奋勇，决定穿越两千公里的距离，去向他传递最后的警告。它们躲过了汽车的轮胎，飞过了结冰的河流，最终在一个深夜爬上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我通过信息网络感知到它们的经历：冰冷的大理石地面，站岗士兵的皮靴，还有那个男人办公室里刺鼻的雪茄味。当它们终于爬上他的颈项，用颚部撕咬他的皮肤时，我仿佛能感受到他颈部肌肉的颤抖——但那不是恐惧，而是愤怒。他随手一拍，我的同伴们就像被拍死的蚊子一样，落在地毯上，再也没有发出信号。

“他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幸存的同伴在信息网络中哀嚎，“他们的世界被钢筋和屏幕隔绝了，他们感受不到大地的呼吸。”

我们只能转向其他生物。兵蚁们冲进鸡舍，用颚部撕咬母鸡的脚爪，受惊的鸡群扑腾着飞上屋顶，咯咯的惊叫响彻村庄；我们钻进狗窝，在猎犬的耳朵里爬行，让它们狂吠不止，整夜不得安宁；我们甚至爬上高压电塔，用身体连接电线，制造微小的短路，让路灯忽明忽暗。那天清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街道上一片混乱：鸡飞上树，狗在街上狂奔，成群的乌鸦在广场上空盘旋尖叫。有老人站在门口喃喃自语：“这是上帝的警告……”但更多的人只是抱怨着“动物发疯了”，然后关上窗户，继续盯着手机屏幕。

第七天，灼热感已经蔓延到地表。我们族群的大部队开始向库页岛迁徙，队伍长达三公里，像一条黑色的带子缠绕在苔原上。我站在一处悬崖上，看着下方的人类城市：孩子们在公园里放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