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对面，抽着烟。

    “李宇轩已经被控制，态度很配合。”王建安说，“下面请示，怎么处置？”

    谭震林吐出一口烟：“中央有指示，对这类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别是抗日有功的，要区别对待。李宇轩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手上沾没沾我们的血？”王建按问。

    “查过了，1946年内战爆发后，他的第三战区主要驻防东南沿海，和我军直接交战不多。1947年莱芜战役，他的部队没有参战；1948年淮海战役，他被调去徐州，但很快又被调回东南。可以说，他在内战中……不算积极。”

    “但他是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这个职位本身就有罪。”

    “所以难办啊。”谭震林掐灭烟头，“按政策，该算战犯。但按人情……陈更、林虎三等长官专门来电，说李宇轩是他在黄埔的老师，为人正直，抗日有功，希望能宽大处理。人民和周副主席也指示，要妥善安置。”

    王建按想了想：“先送到金陵吧，由野战军总部决定。一定要在路上保证安全，不能出事。”

    “还有一个问题，”谭震林说，“他儿子李念安，1949年1月去了南洋，现在在婆罗洲拉起了一支武装，控制了一片地盘。我们得到情报，李念安派人回来过，想接他父亲去南洋，但李宇轩拒绝了。”

    “为什么拒绝？”

    “不知道。也许……是觉得愧对这片土地吧。”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窗外传来战士们的歌声，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有时候我想，”王建按突然说，“这些国民党将领，如果生在太平年代，也许都是人才。李宇轩留学日本和德国，懂军事，会带兵，抗日时打过不少硬仗。可惜啊，站错了队。”

    谭震林点头：“所以中央才要‘给出路’。能争取的争取，能改造的改造。新华夏建设，需要各方面人才。”

    “就怕他年纪大了，改造不过来。”

    “那也要试试。这是人民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

    押送的车队清晨出发。李宇轩坐在一辆美制吉普车里，左右各坐一名年轻战士。车子开出溪口镇时，他回头看了一眼渐行渐远的老宅。

    那里有他童年的记忆，有他离家求学时的憧憬，有他每次回乡时的慰藉。现在，也许再也回不去了。

    车子沿着公路行驶，路旁是五月葱绿的稻田，农民在田里劳作，看见军车经过，有人抬头张望，有人继续弯腰插秧。战争结束了，生活还要继续。

    李宇轩摸了摸内袋里的那封信。信纸的触感透过布料传到指尖。

    “我等受先生教诲之恩，不忍见先生沦为千古罪人，故联名泣血相劝：望先生以民族大义为先，以东南百姓为重，速作决断，弃暗投明！”

    他想起一个月前，儿子从南洋捎来的信。李念安在信里写道：

    “父亲，南洋这边局势渐稳。英荷殖民者力量衰退，本地土王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现在控制了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两个深水港，橡胶园、锡矿都在生产中。如果您愿意，我可以派船来接您。这里需要您这样的长者坐镇。”

    他回信拒绝了。信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