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纸质饭票粘在棉布上，小张用棉签蘸着蒸馏水慢慢湿润，模糊的字迹逐渐清晰：“红星机械厂第三食堂”和日期“1999.06.28”。最底下是一枚红五星奖章，别针已经锈断，背面刻着的字还能辨认：“先进生产者1998年度”。

“红星机械厂……”刑警队长周凯站在一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下巴，“那可是咱们昆北的老厂子了，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的时候就破产了，原来的厂区现在都改成商品房了。”他拿起那张单人照，“这人，十有八九是当年厂里的工人，看这奖章，还是个技术骨干。”

周凯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市局办公室打来的。

挂了电话后，他脸色更沉了：“年代太久远，涉及的单位又没了，还可能是命案，市局已经把案子上报省厅了。这骨头，怕是要惊动上面了。”

省厅刑侦总队，副厅长罗飞的办公室里，百叶窗将阳光切割成细长的条状，落在办公桌上的电子屏上。

屏幕上是昆北市局传来的现场照片和初步报告，那张白骨在蓝塑料布包裹下的影像，像一道跨越时空的伤疤，带着一种沉甸甸的悲怆感。

“二十年……”罗飞低声自语，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眼神依旧锐利如鹰。

时间是刑侦工作最无情的对手，它能让血迹干涸，让指纹模糊，让证人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甚至能让真相被彻底掩埋。

“杨宇，”他按下内部通话键，声音沉稳，“调阅所有1998年至2000年间，昆北市原红星机械厂区域的失踪人员报案记录。重点排查男性，失踪时年龄在20-30岁之间，身高一米七五左右。”

“收到，罗厅。”技术科的杨宇立刻应声。

省厅的数据库里存着历年的警务档案，哪怕是当年手写的报案记录，也都已经电子化存档。但红星机械厂当年是大厂，职工加上家属近万人，排查起来并不容易。

四个小时后，杨宇抱着一台平板电脑匆匆走进来，额头上还带着薄汗：“罗厅，找到了一个高度吻合的。陈江河，男，1974年生，失踪时25岁，原红星机械厂技术科技术员。报案时间是1999年7月15日，报案人是他父亲陈友根。”

罗飞点开电子卷宗，屏幕上的纸张已然发黄，字迹是当年办案民警的手写体，有些地方已经裂开。卷宗内容极其简略，甚至可以说是潦草：

“据报案人陈友根称，其子陈江河于1999年6月底某日离家上班后未归，前往红星机械厂询问，厂方称其当日未到岗。陈友根反映，其子性格内向，平日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无不良嗜好，与家人关系和睦。”

“初步调查情况：陈江河1996年从省机械学院毕业，分配至红星机械厂技术科，负责机床设备维护与改进，工作表现良好，1998年获评厂级‘先进生产者’。厂保卫科反映，其失踪前一周，曾与技术科科长赵伟有过轻微口角，具体原因不明。同宿舍工友称，陈江河失踪前几天情绪有些低落，曾说‘图纸有点问题’，但未细说。”

最后的结论一栏，字迹格外用力：“经走访调查，未发现他杀迹象。因红星机械厂当时正处于改制关键期，陈江河负责的某设备技术图纸属保密内容，疑因个人原因或涉及技术资料问题自行离厂，建议按失踪潜逃处理。”

卷宗末尾附着一张黑白登记照，照片上的年轻人清瘦、戴眼镜，嘴角带着一丝腼腆的笑——和铁皮盒里那张单人照上的人，一模一样。

“自行离厂？携技术资料潜逃？”罗飞的手指停在“先进生产者”几个字上，目光锐利如刀。

“一个刚获得荣誉、前途光明的年轻技术员，为什么要突然潜逃？如果是潜逃，为什么不带走值钱的东西，反而把奖章和家人合影留在身边？又为什么会被埋在水库底下——那地方，当年是红星机械厂的后山废料场，根本不是离厂的必经之路，这陈江河很显然是被谋杀了。”

他把卷宗翻到最后一页，当年的办案民警签名已经模糊，但罗飞认出那是昆北市局的老民警，几年前已经退休。“太单薄了。”罗飞摇摇头，“一句‘情绪低落’‘轻微口角’，就把一个人的失踪定性为潜逃，这里面的疑点太多了。”

罗飞拿起桌上的红色保密电话，指尖在拨号键上顿了两秒，最终拨通了厅长江志的专线。

“江厅，昆北市翠屏湖水库发现的白骨案，初步确认死者是二十年前红星机械厂的技术员陈江河。当年的调查结论是‘自行离厂’，但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这里面存在重大疑点，这很显然是一起被掩盖的谋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