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税。

这种制度就像一棵大树，根系烂了还在拼命往枝叶上施肥，早晚要塌。

陈一涵：那为什么不改革税收制度呢？杜尔哥不是提出要按土地征税吗？

教授：杜尔哥确实是个能臣，他的改革方案就像给大树换土壤。

但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太强大了。

教会和贵族占着全国一半的土地，你要按土地征税，等于直接割他们的肉。

这里就涉及到哲学上的“路径依赖”

——一个制度运行久了，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利益链条，就像人走惯了老路，哪怕前面是悬崖也难回头。

教授：杜尔哥的改革效果其实很明显，一年就减少支出662o万里弗尔，债务利息从87o万降到3oo万。

但他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还反对法国介入美国独立战争——这等于断了想靠战争捞好处的贵族财路。

结果呢？路易十六在压力下把他开除了。

这就像医生明明开出了特效药，病人却因为药苦把医生赶走了。

顾华：那后来换的财政大臣就没辙了吗？

教授：15年换了8个财政大臣，个个上台时都觉得自己有妙招，最后都承认杜尔哥的方案最好。

但这时候法国因为打独立战争，债务又多了1o亿里弗尔，窟窿太大了。

道家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

，问题刚出现时容易解决，等积重难返就晚了。

路易十六的财政危机，本质上是拖延症拖出来的绝症。

第三讲：改革夭折的“人性博弈”

——从哲学看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教授：财政问题拖不下去了，路易十六只好在1787年召开“显贵会议”

，想让贵族们同意增税。

结果大家猜猜，这些显贵们怎么做的？

刘佳佳：肯定不同意呗！

谁愿意自己掏钱啊。

教授：不仅不同意，还把锅甩了出去，提议召开已经停了近2oo年的三级会议。

三级会议由教士、贵族、第三等级各出代表组成，按惯例每等级一票。

贵族和教士加起来两票，永远能压倒第三等级，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个稳赢的方案。

但他们没想到，这个决定把革命的闸门打开了。

廖泽涛：为什么会这样？第三等级人数不是加倍了吗？

教授：路易十六为了争取支持，同意让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倍（从3oo人加到6oo人），但投票权还是按等级算。

这就犯了哲学上的“形式平等vs实质平等”

的错误——表面上人数多了，实际权力没变。

第三等级的代表大多是文人、记者、演说家，他们受启蒙思想影响，想要的是“一人一票”

的实质平等，而不是形式上的优待。

教授：这里有个关键细节：第三等级的代表里几乎没有农民和工人，全是知识分子和小贵族。

埃德蒙·伯克当时就警告：议会应该代表土地、财富和贸易，现在全是耍嘴皮子的文人，要出大事。

这就像一个公司开会，决策者全是hr和公关，没人懂业务，能不翻车吗？

小景云：这些文人为什么能被选上呢？

教授：三个原因：和谐社、共济会和小册子传媒。

和谐社和共济会提供了组织资源，小册子帮他们宣传理念。

这些组织主张平等，正好迎合了第三等级的诉求。

但问题在于，这些文人擅长空谈理想，却不懂治国的复杂性。

哲学上的“理性主义陷阱”

在这里显现了——他们相信靠理性就能设计出完美制度，却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约束。

教授：三级会议1789年5月召开时，第三等级现投票权还是不平等，干脆宣布自己是“国民议会”

，要制定宪法。

路易十六慌了，调集军队想解散议会，结果引了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

这就像家长现孩子不听话，不想着沟通反而要打骂，最后把孩子逼得叛逆到底。

第四讲：历史困局的“当代启示”

——跨时空的智慧对话

教授：回顾路易十六的难题，我们能现很多跨越时代的规律。

从心理学看，路易十六的“讨好型人格”

告诉我们：没有原则的妥协不是善良，是懦弱，无论是治国还是做人，都要知道自己的核心目标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