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行动合理化”

来平衡内心矛盾——越是破坏传统，越要宣称“革命的必要性”

，最终陷入“用更多暴力掩盖错误”

的恶性循环。

西耶斯用纳税额定义理性的荒诞逻辑，本质是认知失调下的“自我辩护”

：当无法找到定义“理性”

的合理标准时，便用简单粗暴的财产门槛自圆其说，并用“排除非理性者”

的借口掩盖制度设计的无能。

这种心理机制在现代政治中依然常见——当政策缺乏合理性时，决策者往往用“简化标准”

“标签化群体”

等方式逃避深层思考。

（二）“群体极化”

与议会的极端化倾向

法国大革命期间议会的“尾巴摇狗”

现象（少数极端派左右多数中间派），印证了桑斯坦的“群体极化理论”

：当同质群体围绕抽象概念讨论时，观点会向极端化展。

大革命期间的议会成员多为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缺乏基层社会经验，在“理性”

“人民主权”

等大词的煽动下，群体情绪不断升级，最终形成“不激进就是反革命”

的极端氛围。

雅各宾派的崛起正是群体极化的产物：罗伯斯庇尔先用“纯洁人民意志”

的口号排挤温和派，再用“革命恐怖”

压制不同意见，使得议会沦为暴力工具。

这种心理机制揭示了一个规律：缺乏多元利益代表的议会，极易在概念争论中走向极端，而选举制度若不能吸纳不同阶层的声音，就会成为群体极化的催化剂。

（三）“习得性无助”

与制度信任的崩塌

法国四十余年的频繁制度更迭，让民众和政治精英陷入“习得性无助”

状态——当多次尝试建立稳定制度却反复失败时，人们会逐渐相信“稳定是不可能的”

，进而放弃理性努力，转向暴力或独裁。

督政府时期的“选举作弊常态化”

、拿破仑独裁的民众支持，本质上是社会对“制度试错疲劳”

的反应。

心理学研究表明，制度的稳定性比“完美性”

更重要：当人们对制度的预期稳定时，即使存在缺陷，也会选择在框架内改良；而当制度频繁变动，人们会产生“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

的绝望感，最终拥抱极端解决方案。

法国从君主立宪到共和再到独裁的演变，正是“习得性无助”

推动下的政治选择。

（四）“社会认同理论”

与执政基础的构建

路易十八复辟后通过纳税选举制稳定政权的经验，可用“社会认同理论”

解释：人们会因共享的利益或身份形成群体认同，而选举制度的核心功能是构建“政治认同共同体”

。

波旁王朝将选举权与纳税挂钩，实质是将资产阶级纳入“统治联盟”

，让这一群体产生“政权与我相关”

的认同，从而形成稳定的执政基础。

查理十世的致命错误则在于破坏了这种认同：通过土地附加条件剥夺城市商人的选举权，等于将资产阶级中的重要群体排除在“政治共同体”

之外。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当群体成员感到“被排斥”

时，会从“支持者”

转变为“反对者”

，这正是国民自卫队在七月革命中或参与叛乱、或袖手旁观的心理根源——他们不再认同这个“不肯给他们投票权的政权”

。

三、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选举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

（一）选举制度必须扎根历史传统与社会现实

法国大革命的最大教训是“脱离传统的制度设计必然失败”

。

美国的成功在于继承了英国议会的历史经验，而法国革命者试图“从零创造制度”

，如同道家所说的“逆天而行”

，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这启示我们：任何选举制度都不能凭空设计，必须尊重社会的历史惯性、文化传统和经济基础。

现代社会的选举制度设计需回答三个问题：是否反映了社会的核心利益结构？是否与民众的政治认知水平相匹配？是否保留了制度改良的弹性空间？法国督政府的两级选举制失败，正是因为既不符合法国小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