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杀心炽烈，源于积怨爆发，精神几近崩溃。刑鼎《具律》有言：‘论心定罪，察情量裁。’其心可诛，其情可悯，其行可哀。若论以‘谋杀上官’之车裂极刑，罚过其罪，有违‘数’理之衡！”

他转向司寇属吏，一字一句，掷地有声：“依律，当以‘毒杀’而非‘谋杀’论处，考量其心神耗损、事出有因，宜减等量刑，处黥面、刖足、罚为城旦舂（筑城苦役），终生不得操琴！”

“荒谬！”胥童再也按捺不住，拍案而起，须发皆张，“周鸣！尔妖言惑众！听几声鬼哭狼嚎，便敢妄断人心，轻纵凶徒？乐律飘渺无凭，岂能为断案之据？尔以妖数乱法于前，今又欲以魔音惑众于后！‘律杀心，不杀手’？此等诡辩，滑天下之大稽！若按尔言，天下凶徒皆可奏一曲疯魔之音，便可脱罪减刑乎？律法威严何在？！”

“胥大夫！”司寇属吏也沉下脸，对周鸣的结论显然难以接受，“太卜之言，太过玄虚！乐律无形无质，岂能如物证般呈于堂上，供人查验？人心幽微，又岂是几根琴弦所能度量？此等‘闻心’之术，闻所未闻！若开此先例，恐遗祸无穷！下官以为，当依人证物证，按谋杀论处！”

堂内一片哗然。旧贵族们群情激愤，纷纷附和胥童。部分卿族代表也面露疑虑，窃窃私语。唯有邓析，站在角落，双眼死死盯着周鸣，又看向那具桐木琴，眼中闪烁着近乎狂热的思索光芒。师涓那混乱的琴音，周鸣那“闻心”的论断，如同在他心中《刑鼎驳义》的基石上，又凿开了一道通往更幽深法理迷宫的门缝！艺术能否被数学量化？人心能否被律动解构？这前所未有的争议，让他灵魂都在颤栗。

面对汹汹质疑，周鸣神色不变，只淡淡反问：“胥大夫言乐律无凭。然，宫商角徵羽，五声高下，振动有数，音程协否，波频可测，此非‘数’乎？人心波澜，气血涌动，呼吸深浅，肌骨震颤，皆可影响指下轻重缓急，此非‘迹’乎？吾非以飘渺论罪，乃是以其指下流露之‘数’迹，反推其心中失控之‘势’！此与医者望闻问切，察脉象之浮沉迟数以断病机，有何本质不同？与刑吏观犯人神色之张惶、言辞之闪烁以辨真伪，又有何根本相异？不过一者观气色脉象，一者听律动数迹！若因手段新奇便斥为妖妄，岂非因噎废食，自蔽耳目？”

他环视全场，声音陡然转厉：“至于遗祸？刑鼎之立，本为定分止争，求其公义！若只重器物之证，不察人心之势，罔顾情由之别，一律施以极刑，此非律法，乃屠刀！如此行事，方是真正遗祸，使律法沦为酷吏草菅人命之工具，使刑鼎蒙尘！吾所行‘乐律量刑’，非为纵凶，实为求‘罚当其罪’之真义！使其罪与刑，得‘数’理之衡！”

“强词夺理！”胥童气得浑身发抖，“脉象、神色，尚有迹可循！尔这‘律动数迹’，虚无缥缈，全凭尔一人口舌！谁能验证？谁能复算？此非妖术，何为妖术？！”

堂内争论陷入僵局。支持者与反对者壁垒分明，声浪几乎要掀翻屋顶。师涓茫然地听着这一切，仿佛置身于一场与他无关的狂风暴雨之中。司寇属吏脸色铁青，难以决断。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邓析突然上前一步，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司寇大人，胥大夫。学生邓析，有一言。”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这个以善辩闻名的年轻弟子身上。

“夫子以乐律闻心，其法虽新，其理可溯。”邓析的目光锐利如刀，扫过胥童，又看向司寇属吏，“昔者，舜帝命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乐能感物，非虚言也。《周礼·大司乐》载，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调和阴阳之气，教化万民。乐通神明，达伦理，此乃古之明训！乐既通天人之际，何以不能通人心幽微？”

他话锋一转，直指核心：“胥大夫疑此法不可验证、不可复算？学生以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夫子能听音辨数，析律明心，盖因其胸藏天地经纬之数，手握格物析理之钥！若司寇府愿设‘音律曹’，招通晓数理、深谙乐律之士，共研此道，定其规范，明其刻度，何愁不能使‘乐律闻心’之术，如望闻问切、观色察言一般，成为堂上之公器？使其不再系于一人之口，而成为可验证、可复现之‘数’理明证？”

邓析的话，如同在沸油中投入一块寒冰。质疑声浪为之一滞。胥童瞠目结舌，司寇属吏也露出思索之色。将玄虚的“闻心”之术，变为可操作、可验证的“音律曹”规范？这想法，既大胆得离经叛道，又似乎…隐隐指向一种前所未有的可能。

堂上的争议，已从单纯的案件量刑，骤然拔升到律法依据、技术手段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