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重庆，浓雾锁城。

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山城，被一层又一层湿冷粘稠的雾气包裹，能见度不过数十步。江轮低沉的汽笛声在雾中显得沉闷而遥远，码头上的苦力、小贩、逃难者的嘈杂人声也仿佛被这无边无际的灰白棉絮吸收、消融。这座城市，自国民政府西迁至此，便一直笼罩在这种潮湿、阴郁、却又带着某种顽强生命力的氛围之中。雾是重庆的盔甲，既掩护着战时陪都免遭日机精准轰炸，也隐藏着这座山城里无数错综复杂的暗流、算计与挣扎。

上清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临时驻地。这里原是一处依山而建、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如今外墙新刷了灰暗的伪装色，窗户玻璃贴上了防震的米字纸条，院子里新挖了防空洞入口，处处彰显着战时状态。森严的警卫，无声穿梭的黑色轿车，以及那些手持公文包、面色凝重的军官文员，都让这片区域弥漫着一种与外界市井喧嚣截然不同的、高度紧绷的权力气息。

上午九时，军事委员会小礼堂。

这是一间经过改造的厅堂，不算宽敞，却庄严肃穆。正前方悬挂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画像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长条会议桌旁已坐满了十数位将星熠熠的国军高级将领。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中枢大员端坐上位，下方是陆续从各战区赶来述职或接受新命的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们。空气中弥漫着高级香烟、茶水和旧呢绒军装混合的复杂气味，低声的交谈在四壁间形成嗡嗡的回响，每个人的表情都隐藏在袅袅升起的烟雾之后，难以捉摸。

所有人的目光焦点，此刻都落在站在军事态势图前，正在进行战况汇报与形势分析的那位年轻将领身上。

朱赤。

他站得笔直，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黄呢将官服熨烫得不见丝毫褶皱，领口的风纪扣严严实实。肩章上的两颗将星在礼堂并不明亮的灯光下，反射着沉稳而内敛的光芒。与周围许多或富态、或沧桑、或深沉的老将们相比，他显得过于年轻，脸庞的线条因长期在前线风吹日晒和殚精竭虑而显得格外硬朗，肤色是军人特有的古铜色，眼窝深陷，但那双眸子却异常明亮清澈，仿佛能穿透地图上的符号与线条，直视战争迷雾背后的本质。他的左臂动作仍有些微的不自然——武汉会战末期那场惨烈的后卫战中留下的创伤尚未完全康复。

“……综合判断，日军华中派遣军，经武汉一役虽占地甚广，但伤亡颇重，尤其后勤线急剧拉长，兵力更形分散。其短期内再次发动如武汉会战般规模的战略性全面进攻，力有未逮。”朱赤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经过炮火淬炼的、金属般的质感，清晰而稳定地传入在座每一位听者的耳中，压过了那些细微的杂音。“然而，日军攫取长沙，打通粤汉铁路全线，进而威逼西南大后方的战略企图从未改变。其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用兵狡诈，喜出奇兵，必不会给我军长久喘息之机。”

他手中的细长木制指挥棒，稳稳定格在巨幅地图上湘北、鄂南交界的那一片区域。“下一阶段，敌我争夺的焦点，必在湘北。岳阳、新墙河、汨罗江至长沙这一线，将是决定华中战局走向的关键。”指挥棒沿着地形曲线缓缓移动，“此区域，山川丘陵起伏，水泽稻田遍布，道路状况远逊于华北平原与武汉周边。日军的坦克、重炮、汽车部队在此等地形下，其机动性与火力优势将大打折扣。”

他顿了一顿，目光扫过在场诸将，最终停留在居中正坐的几位最高长官脸上，语气陡然加重，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力量：“反之，此地形于我极为有利。我可依托纵横交错之山河地势，构筑多层次、大纵深之防御体系。以空间换时间，以节节抵抗消耗敌之锐气与兵力，诱其深入我预设之决战区域，而后集中优势兵力，断其归路，围而歼之！湘北，可为我铸造一座困死、耗干日寇之‘血肉熔炉’！”

“熔炉？”一个带着明显广西口音、语调却颇为平和的声音响起。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取下金丝眼镜，轻轻擦拭着镜片，目光却如实质般投向朱赤。“朱将军，构想甚好。然则，此‘熔炉’需何等之铁臂方能铸就？又需何等之薪火方能烧熔倭寇之钢铁？我军新败之余，各部队减员严重，装备损失巨大，士气亟待重整。湘北地区，地方政权交错，民间武力繁杂，粮秣筹集、兵员补充、部队协调，无一不是难题。你这一炉火，烧起来恐怕不易。”

白崇禧的话，看似提问，实则点出了在场所有人心知肚明却未必宣之于口的重重困难。武汉失守后，国军主力损失惨重，溃散的部队需要收容整补，破碎的防线需要重建，低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