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二月下旬，沈阳城仍裹挟在东北平原的料峭春寒中。

清晨六点，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内已是一片忙碌。作战室内，巨大的华北、华中、华南态势图占满了整面墙壁，各色箭头与标记密密麻麻。电台的滴答声、打字机的咔哒声、参谋人员的低声交谈，在这间改造自原关东军司令部的房间里交织成独特的节奏。

宋兴华站在地图前，军大衣披在肩上，手中拿着一支红蓝铅笔。他的目光从华南的广州移到华中的南京，再扫过北方的徐州、石家庄。晨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半明半暗的光影。

“司令，华南最新情报。”情报参谋刘永康快步走进来，手中拿着刚译出的电文，“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已完成广州外围防御部署，珠江口集结了至少三十艘运输舰。昨天一天，从韶关方向运往广州的物资列车就达十二列。”

宋兴华接过电文，眉头微蹙：“国民党方面有什么动作？”

“几乎没有。”刘永康的语气带着压抑的愤怒，“据我们在韶关的地下交通站报告，国民党第七战区余汉谋部不仅没有进逼，反而将部队后撤了二十里。日军在沿途各县强征粮秣、抓捕民夫，国民党地方政府视而不见。现在华南民间怨声载道，甚至有老百姓说‘宁见八路，不见国府’。”

“啪”的一声，红蓝铅笔在宋兴华手中折断。

作战室内瞬间安静下来，所有参谋人员都看向他们的司令。宋兴华深吸一口气，将断成两截的铅笔轻轻放在桌上：“通知新华社记者程欣同志，把这些情况整理成内参，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送延安。另外，让华南地下党组织搜集日军掠夺物资的具体数据、被祸害百姓的证言，准备向国内外公开报道。”

“是！”刘永康立正应答，转身离去时眼中闪着光——他知道，司令这是要用舆论的武器了。

宋兴华走到窗边，推开一扇窗。冷风灌入室内，让他更加清醒。透过系统激活的全景地图功能，半径七千六百八十公里范围内的军事部署如立体沙盘般呈现在意识中——这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实时动态的战场感知。

他“看到”了广州港内日军运输舰的精确位置，“看到”了华中日军重兵集团在安庆至芜湖一线的集结，“看到”了汤恩伯部在徐州外围的蠢蠢欲动。

“兴华，早饭都没吃吧？”温和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政委王信庭端着两个铝制饭盒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参谋长熊德诚和政治部主任朱宝杭。这位比宋兴华年长的老政工干部，总是能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关怀。

宋兴华转过身，接过饭盒——里面是小米粥和两个窝头，还有一小碟咸菜。“谢谢政委。正好，你们来了，我们开个小会。”

四人围坐在作战室中央的长桌旁。宋兴华一边快速吃着早饭，一边用筷子在地图上指点：“华南的局面，中央应该已经知道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华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约十五万人正在向南京方向集结，摆明了是要集中兵力突破华野的防线，与江苏、上海的日伪军会合。”

熊德诚推了推眼镜：“华野现在有二十个苏械师，加上二线部队，总兵力超过四十万，装备也比日军强了不少。日军十五万人想正面突破，难度极大。问题是，华野身后有江苏、上海的八万日伪军，北面还有汤恩伯的十万部队。三面受敌啊。”

“汤恩伯不敢动。”政治部主任朱宝杭说话直截了当，“他北面是我们的河北警备兵团六个旅四万人，西北有中野两个苏械师三万多人。他要是敢对华野动手，华野和中野、河北兵团三面夹击，他那十万杂牌军撑不过三天。”

王信庭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粥：“老朱说得对，但政治上的问题比军事复杂。常凯申现在很矛盾——他既希望我们和日军拼个两败俱伤，又怕我们坐大。汤恩伯的动向，其实就是常凯申心态的晴雨表。”

宋兴华咽下最后一口窝头，目光变得锐利：“所以我们需要给中央一个战略性的建议，一个能改变整个棋局的建议。”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内侧的保险柜前，取出厚厚一叠手稿。那是他连续三个夜晚的心血——基于前世记忆和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形成的对世界大势的判断。

“这是我写的两份文件。”宋兴华将手稿放在桌上，“一份是建议中央扶持朝鲜同志建立临时政府、组建人民军，然后以八路军、日本人民民主共和国、朝鲜临时政府三方联军的模式，解放朝鲜半岛。”

熊德诚眼睛一亮：“这样我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