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的寒风与江南的暗流，似乎并未能完全吹散或淹没紫禁城上空那另一种形态的硝烟。当张世杰以铁腕在北方强行推行新政，苏明玉在南方艰难破局之时，来自都察院和六科廊的奏疏，依旧如同永不间断的秋雨，带着冰冷的湿意和腐蚀性的力量，持续不断地敲打着皇极殿的金砖，也侵蚀着崇祯皇帝那本就摇摆不定的心防。

这一次，东林党人汲取了此前正面强攻未能奏效的教训，改变了策略。他们不再笼统地扣上“与民争利”、“动摇国本”的大帽子，而是将攻击的矛头细化、具体化，瞄准了“票号”、“银元”、“国债”这三个新生事物的运作细节，以“事实”和“数据”为武器，发起了更隐蔽、也更阴险的攻势。

这一日的大朝会，气氛依旧压抑。在例行公事之后，都察院的一位年轻御史，手持玉笏，昂然出列。他面容清瘦，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执拗与激昂，声音洪亮，字字清晰：

“臣，江西道监察御史，周延儒，谨奏！”他先向御座一躬，随即转身，目光扫过勋贵队列前的张世杰，带着毫不掩饰的批判意味，“臣近日听闻，那所谓‘大明皇家票号’，虽开业不久，然其行径，已显盘剥之态！其汇兑业务，虽号称费用低廉，然细究其章程，多有巧立名目之嫌！如那‘火耗折损’、‘保管费用’，乃至逾期取款之罚金，层层加码，看似值百抽一，实则商民最终所费，与旧日钱庄无异，甚至犹有过之！此非便民，实乃害民！非为国理财，实为与商争利，盘剥民财！长此以往，商旅裹足，市井萧条，岂是朝廷设立票号之本意？伏乞陛下明察，严令票号规范章程，杜绝盘剥！”

这一番奏对，可谓刁钻。他避开了票号在官款调拨上的效率优势，死死揪住可能存在（或被夸大）的附加费用大做文章，将“盘剥民财”的罪名，结结实实地扣了下来。

周延儒话音刚落，又一位给事中出列，接口道：

“陛下！周御史所言，仅是票号一弊。臣更要弹劾那‘大明银元’之害！朝廷铸造新钱，本为统一币制，然臣闻宝源局为赶工，熔铸旧银，火耗巨大！更兼银元工艺繁复，所费人工、物料，远超铸造旧银！此等损耗，最终皆由国帑承担！如今国库本就不裕，却要为此虚耗大量银钱，岂非得不偿失？臣听闻，为凑足银料，甚至有官员提议动用内帑存银！此等行径，与败家何异？臣恳请陛下，立即停止铸造银元，以免徒耗国帑，贻笑大方！”

他将银元铸造的成本问题无限放大，直接将其定性为“损耗国帑”的败家之举，全然不顾统一币制带来的长远好处和遏制私铸的积极意义。

紧接着，第三位言官登场，火力直指国债：

“陛下！前有票号盘剥，银元耗帑，今更有国债之害，尤甚于此！朝廷发行国债，寅吃卯粮，以未来之税赋，抵押今日之花费，此乃饮鸩止渴之举！如今首期国债虽侥幸募成，然每年需支付巨额利息，三年后更需偿还本金！届时，国库若无充盈，何以偿付？莫非再加赋税，盘剥百姓？或效仿前元，滥发宝钞，致使民财尽空？此债台高筑，遗祸子孙，实非治国之道！臣冒死进言，请陛下即刻停止国债发行，已发行者，亦需筹划稳妥偿还之策，万万不可再行此饮鸩止渴之策矣！”

“饮鸩止渴”！这个词用得极其恶毒，将国债描绘成一种看似解渴实则致命的毒药，极大地触动了崇祯内心对财政失控的深层恐惧。

这三道奏疏，如同三支毒箭，分别射向新政的三个核心。它们不再空泛地谈论大义，而是抓住具体操作中可能存在的或真实、或夸大、或臆想的问题，进行集中攻击，显得“有理有据”，极具迷惑性。

而且，这些奏疏并非孤例。在其后一段时间里，类似的弹劾几乎每日都会出现，角度各异，但核心论点不变——张世杰的新政，就是在盘剥民财、损耗国帑、饮鸩止渴！

清流言官们掌控着舆论的喉舌，他们通过门生故吏、同乡好友，将这种论调不断复制、传播，在士林清议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张世杰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都是祸国殃民的！

这种持续不断的舆论轰炸，效果是显着的。许多原本中立的官员开始动摇，私下里议论纷纷。就连一些最初因为军饷解决而支持张世杰的军方人士，在听到“损耗国帑”、“饮鸩止渴”的说法后，心里也不禁打起了鼓。

崇祯皇帝的压力与日俱增。每次看到这些弹劾奏章，他的眉头就锁紧一分。他固然看到了新政带来的实际好处——军饷解决了，北方的市面似乎也在慢慢好转。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