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率先反抗”，一种复杂的情绪在英格兰人中滋生：既有对“分裂”的本能不满，更有一种“为什么我们必须沉默等死”的愤懑，以及“也许他们是对的”的隐秘念头。

在伯明翰的工厂区，工人们以“抗议生产安全条件恶化”为名举行了怠工和集会，话题很快转向对战争的厌倦。

在曼彻斯特，大学生们聚集讨论，质疑继续抵抗的道义与可行性。

甚至在伦敦，海德公园的角落也开始出现小规模、快速聚集又快速散去的反战演说，传单被悄悄塞入门缝。

莫斯利政权对此的反应是迅速而粗暴的。

内政人民委员部的黑色汽车频繁出动，便衣警察和“人民警卫队”的巡逻密度大增，任何公开的反战言论都会招致立即逮捕，罪名是“失败主义”、“破坏人民团结”或“为帝国主义张目”。

街头冲突时有发生，棍棒、逮捕和连夜审讯暂时压制了公开游行的大规模爆发。

然而暴力镇压只是将沸腾的民意压进了高压锅。

恐惧并未消失，而是与日俱增的怨恨和绝望结合，形成了更危险的不稳定混合物。

人们不敢在街上说，却在心里更坚定地想；不敢公开聚集，却在私下更紧密地联系。

伦敦，白厅，不列颠联盟革命指导委员会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火山欲喷的背景下，委员会内部的会议气氛也降到了冰点。

莫斯利依旧坐在主位，他试图保持住那种富有煽动性的不屈的领袖姿态，但眼下的乌青和微微颤抖的手指泄露了他的真实状态。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骚乱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和潜伏的阶级敌人勾结，利用群众暂时的恐惧心理发动的破坏行动！”他敲打着桌子，声音嘶哑但竭力保持力量：“必须加强镇压，揪出幕后黑手，清洗不坚定分子！这是战争！在后方动摇，就是在前线背叛！”

但这一次，附和的声音不再那么整齐响亮。

负责经济的人民委员阴沉地汇报，威尔士的煤矿和苏格兰的船厂生产因为骚乱和秘密逮捕技术工人而进一步下滑；负责后勤的将领委婉地提到，地方上的不合作情绪影响了物资调配计划；甚至内政人民委员本人，在保证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也隐晦地提及“社会情绪极度紧张，大规模逮捕可能引发……不可控反应”。

一位并非莫斯利嫡系的工党元老终于忍不住，语气沉重地发言：“奥斯瓦尔德，我们必须面对现实。”

“德国人固然会开出极为严苛的条件，但他们的最后通牒和那种武器，是实实在在的。”

“人民在害怕，不仅仅是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我们英格兰人也在害怕。”

“继续拒绝一切接触，等于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命运押注在赌德国人不敢使用终极手段上。”

“这太冒险了，也许我们至少应该尝试接触，探探口风，为我们的民众争取不那么糟糕的条件？”

“妥协？投降？！”

莫斯利厉声反驳，这群人不知道他莫斯利已经和德国人接触过了，但他看到的是什么条件？是不亚于将英国拱手送给德国充当德国傀儡的绝对不平等条约。

可是他看到的不再是完全信服的面孔，而是闪烁的目光、回避的眼神和压抑的不满。

他赖以维系权力的“革命意志”和“领袖魅力”，在核恐惧和民众求生本能的双重冲击下，正在他最核心的圈子里出现裂痕。

不列颠联盟的航船在莫斯利的固执掌舵下，正冲向风暴与暗礁，而甲板之下，水手们已经开始窃窃私语，甚至有人偷偷看向了救生艇的方向。

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跟他站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