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而着称于世。他在位期间，北宋名臣辈出，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王安石（早期）、富弼、韩琦等等，可谓是群星璀璨。仁宗对这些大臣的意见往往能够虚心采纳，即使是包拯在朝堂上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溅到他脸上，他也只是擦擦脸，继续听取。正是这种“用誉”的智慧，使得仁宗朝成为北宋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政治相对开明的时期，史称“仁宗盛治”。这就好比一个温柔体贴、知人善任的老板，自己不用事无巨细地亲自上阵，去处理那些具体的业务难题，却能慧眼识珠，找到一群既忠诚又能干的得力员工，把公司的各项事务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员工们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工作，也往往更能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不过呢，这六五爻以柔治国、“用誉”成事的策略，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使国家在稳定中发展，但也并非完美无缺，它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我们知道，治理国家，有时候需要和风细雨，有时候也需要雷霆手段。如果一味地追求“柔”，可能会显得魄力不足，难以彻底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积久的顽疾。拿历史上的改革来说，商鞅变法无疑是成功的，它让积贫积弱的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变法的特点是“刚猛”，用法家思想严刑峻法，奖励耕战，虽然效率极高，但也过于严苛，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者，以至于商鞅本人最终落得个“车裂”的悲惨下场，为秦国后来的暴政埋下了伏笔，也确实招来了“一堆怨恨”。

而六五爻所代表的“以柔驭刚”、“用誉”之策，则更像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任用管仲。齐桓公本身并非完美君主，甚至有些贪图享乐，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对管仲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和授权，尊其为“仲父”。管仲则凭借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对内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对外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齐桓公乐得清闲，坐享其成，成就了一番霸业。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减少改革的阻力，保持社会的稳定。然而，它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它更多的是一种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修修补补，是对“父辈之蛊”的改良和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颠覆和重建。它可以让旧衣服看起来更整洁一些，更耐穿一些，但却难以像明太祖朱元璋或者清圣祖康熙那样，具有改天换地、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魄力和决心。朱元璋登基后，鉴于元末的腐败和混乱，对官僚体系进行了严厉整顿，严惩贪官污吏，废除丞相制度，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康熙皇帝则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每一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清除了威胁清朝统治的各种“蛊”。六五爻的“用誉”之主，缺乏这种“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勇气和能力，他们更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小裁缝，只能缝缝补补旧衣服，对布料和款式进行有限的改良，却无法凭空创造出一件引领时代潮流的崭新时尚套装。

三国时期的玄学家王弼，在其《周易注》中对六五爻注解道：“以柔处尊，用中而应，任贤以治。”这话真是说得精妙啊！“以柔处尊”点明了其身份（尊位）与特质（柔）；“用中而应”则强调了其运用中庸之道，并且能够与在下位的贤能之士（通常指九二爻，阳爻居阴位，有刚中之德，能应六五）相互呼应，形成君臣相得的良好局面；而“任贤以治”则是其核心的治理手段。这说明，作为最高领导者，其核心价值并不在于自己有多么全能，能够亲自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他是否能够像一个高明的导演那样，精心设计好国家发展的“剧本”（即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然后挑选出最合适的“演员”（即任用贤能的大臣），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出最佳水平。领导者的“柔”，不是软弱无能，而是一种包容，一种信任，一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从容与智慧，一种“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温柔老板”的用人之道，在承平时期往往能收到奇效，创造出吏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的盛世景象。

上九爻：刚烈猛男的潇洒转身

最后，咱们再来聊聊这蛊卦的上九爻，爻辞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归隐田园风”的生动写照，充满了特立独行的潇洒与超脱。上九爻位居蛊卦的最顶端，是阳爻居阴位（在六爻中，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处于卦之终结，象征着事物发展到了极致，也意味着一种超脱与升华。它就像一位在江湖中历经无数风雨、看透了世事沧桑的绝世大侠，在武功臻至化境、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却毅然决定金盆洗手，放下手中的屠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