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沿着海岸线向内陆走去。声音越来越清晰，那“梆梆”声似乎是某种劳作的声音，犬吠声也变得更加响亮。

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林，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开垦过的田地出现在眼前，田埂上，一个穿着粗布褂子、头上包着毛巾的老农，正挥舞着木槌，用力敲打着固定田埂的木桩。田边拴着一条土狗，正朝着王谦他们这边狂吠。

那老农听到狗叫得厉害，停下手中的活计，疑惑地抬起头望过来。当他看到一群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如同逃难般突然出现的人时，明显吓了一跳，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木槌，警惕地喝问：“你们……你们是干啥的？从哪儿来的？”

王谦连忙上前几步，隔着一段距离，抱拳行礼，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和：“老丈，打扰了！我们是遇了海难的人，在海上漂了好久，刚从那边的海滩爬上来。”他指了指他们来的方向，“请问老丈，这里是何处地界？”

老农将信将疑地打量着他们，尤其是看到队伍里还有老人和孩子，神色稍缓，但还是保持着警惕：“海难？你们……从海上漂来的？这里是黑咀子公社，红旗大队的地盘。”他顿了顿，又补充道，“你们……不是特务吧？” 1985年，两岸关系依旧紧张，海边突然出现来历不明的人，由不得老农不警惕。

王谦一听“黑咀子公社”，心里顿时有了底！这地方他知道，离牙狗屯所在的县虽然不近，但同属一个地区！他连忙解释：“老丈，我们绝对不是特务！我们是兴安岭那边，牙狗屯的猎户！我叫王谦，这是我爹王建国，岳父杜勇军……”他一介绍了家人，又简单说了他们去山东探亲，回来时租船出海遇上台风，流落荒岛，最后自制木筏漂流回来的经历。虽然省略了许多细节，但那饱经风霜的模样、破烂的衣衫、以及木筏上那些粗糙原始的工具，都无声地佐证着他们话语的真实性。

老农听着王谦的叙述，看着他身后那些虽然憔悴但眼神清正的老少，警惕之心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惊讶与同情。“我的老天爷！你们……你们这真是从阎王爷手里捡回条命啊！牙狗屯……我知道，离这儿好几百里地呢！快！快别在这儿站着了，跟我回屯里！找支书！得赶紧给上头汇报！”

热心的老农姓周，是红旗大队的社员。他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带着王谦一家，牵着他那条还在不时吠叫的土狗，朝着不远处的屯子走去。

红旗大队的屯子不大，几十户人家，土坯房居多。当周老农带着一群如同野人般的陌生人走进屯子时，立刻引起了轰动。孩子们好奇地围拢过来，指指点点；大人们则从屋里、地里跑出来，惊讶地看着这支奇怪的队伍。很快，消息传到了大队部。

大队支书是个五十多岁、面色黝黑的汉子，姓赵。他闻讯赶来，看到王谦一家的模样，也是大吃一惊。在仔细询问了情况，并查看了王谦身上带着的、虽然被海水泡得模糊但依稀可辨的介绍信（一直被他用油布包着贴身保存）和一些能证明身份的物件后，赵支书终于相信了这离奇却又真实的故事。

“了不得！真是了不得！”赵支书连连感叹，立刻安排人：“快！去准备点热乎饭菜！烧点热水，让老王同志一家先洗洗，换身干净衣裳！再去个人，骑自行车到公社，给派出所和武装部打电话汇报这个情况！对了，想办法联系牙狗屯那边！”

红旗大队的乡亲们展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很快，热腾腾的苞米面窝头、白菜炖粉条、还有一小碟咸菜就被端了上来。对于在海上啃了许久冷硬肉干和生鱼的王谦一家来说，这简直是人间美味！他们甚至顾不得烫，几乎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王念白吃得小肚子滚圆，还眼巴巴地看着空了的盘子。杜小荷一边自己吃，一边小心地喂着小守山喝点热乎乎的菜汤，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这是安心和感激的泪水。

洗过热水澡，换上乡亲们凑出来的、虽然不合身但干净温暖的旧衣服，躺在生产队队部那烧得热乎乎的炕上，盖着带着阳光味道的棉被，王谦一家人才仿佛从一场漫长而恐怖的梦境中彻底醒来。身体的疲惫如同潮水般涌来，但精神却前所未有的松弛与安宁。他们终于，真正地，安全了。

第二天，公社和县里的干部都来了，仔细核实了情况，对王谦一家自制木筏跨海求生的壮举表示了惊叹和慰问。消息也通过层层电话，传到了遥远的牙狗屯。

三天后，当几辆风尘仆仆的吉普车和拖拉机轰鸣着驶入红旗大队，黑皮、赵三爷、马寡妇等一大群牙狗屯的乡亲们从车上跳下来，看到安然无恙、虽然清瘦但精神尚好的王谦一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