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来自大洋彼岸的加密信息，在林夏的手机屏幕上只停留了三秒，便如青烟般自动销毁。

没有欣喜若狂，甚至没有一丝波澜。

林夏只是端起温热的咖啡，走到酒店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深圳这座被资本和代码高速驱动的城市。

战利品？

当他们还在谈论分配的时候，她已经在思考如何定义下一场战争了。

“叮咚——”

工作邮箱的提示音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三封措辞极其相似的邮件，来自三家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法务部。

标题惊人地一致：《关于启动历史劳资争议非公开协商机制的函》。

信中，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法务总监们，姿态放得极低，言辞恳切地表示，愿意就过往某些“令人遗憾的”裁员事件，与“反击者联盟”指定的代表进行友好协商，寻求一个“对各方都负责任”的解决方案。

这几乎是变相的求饶。

林夏的指尖在屏幕上轻轻滑动，眼底却没有丝毫温度。

几乎在同时，那熟悉的半透明面板在她眼前浮现。

【提示：对方核心诉求——危机公关前置，避免因“人力掠夺指数”过高而触发财报强制披露风险，进而影响下一轮定增融资。】

果然。

财报里的那句道歉，从来不是写给被伤害的员工看的，而是写给真金白银的投资人看的。

她冷笑一声，没有回复任何一封邮件，而是将三份法务函打包，直接转发给了顾沉舟，附上了一句话。

“让他们先交‘诚意金’。不是钱，是数据。”

京城，凌晨三点。

顾沉舟的办公室里，咖啡因和代码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高度紧张的氛围。

收到林夏的指令，他没有丝毫意外，仿佛早已预料到这一步。

他骨节分明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屏幕上瀑布般滚动的代码，正在构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枷锁。

他将其命名为——“整改承诺追踪系统”。

想从“红码观察名单”里出来？

可以。

签署一份不可撤销的电子协议。

协议的核心，不是赔偿金额，而是六项动态指标的实时上传权限：员工平均续约率、35岁以上核心岗位占比、内部申诉渠道平均处理时效、年度培训经费占人力成本比、离职员工推荐入职率、以及加班时数与薪酬增幅的拟合曲线。

系统会将这些实时数据，与企业过去五年的历史数据进行冷酷比对，自动生成一个动态的“赎罪指数”。

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数据造假，顾沉舟甚至在最后一行代码处，敲下了一个狠招——所有上传的数据和生成的指数，都将通过加密通道，在一条他独立开发的联盟链上进行存证。

“我们不相信忏悔，”他在团队核心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我们只相信不可篡改的时间戳。不是我们来审判他们，是让时间来审判。”

这套系统，不是用来原谅的，是用来钉死耻辱柱的。

同一时间，成都的空气里还弥漫着火锅的辛香。

李曼的“巴适得很互助会”里，却充斥着压抑的啜泣。

一位三十多岁的单亲妈妈，眼睛红肿，声音沙哑。

她被前公司以不胜任新岗位为由，调岗降薪，逼迫她主动离职。

更恶毒的是，公司在她离职时，拿出一份早已埋好伏笔的竞业协议，里面藏着一条高达五十万的天价违约金条款，让她在未来两年内都无法在同行业找到工作。

李曼静静听完，没有像过去一样，立刻联系律师准备诉讼。

她轻轻拍了拍那位母亲颤抖的肩膀，柔声说：“姐，官司我们先不急着打。你把所有证据……录音、聊天截图、降薪前后的工资流水，都整理好。我们换个玩法。”

三天后，一份名为《关于XX科技公司结构性人力掠夺的个体创伤案例包》的特快专递，被送到了省发改委“绿色金融创新项目”的评审专家组手中。

案例包里，没有法律条文，只有那位单亲妈妈从入职到被逼退的全过程叙事，附上了所有血淋淋的证据。

在叙事结尾，李曼组织成都分会的上百名姐妹，集体手写了一封联名信，信的结尾只有一句话：

“一个连自己员工都要用陷阱掠夺的公司，如何能确保它用‘绿色金融’的补贴，去创造真正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