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的手指在回车键上悬停了半秒，最后重重敲下。

屏幕上的黑色曲线不是攻击，是共鸣。

“北京图书大厦便签墙”这个词条的搜索量在后台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惊的垂直拉升。

阿哲调取了过去二十四小时的街面监控——这是通过几家合作商铺的安防探头借来的视角。

画面里，哪怕是在凌晨三点，那面墙前也没断过人。

图像识别算法框出了四个最早的“始作俑者”：一个背着双肩包、发际线后移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刚加完班；一个拎着买菜布兜、满头银发的退休老太；还有两个互相壮胆的大学生。

“要把名单放出去造势吗？”旁边的小助理问。

“疯了？”阿哲没抬头，十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把这几个人的面部特征做了模糊化处理，“曝光就是害他们。我们要传达的不是‘谁干的’，而是‘怎么干’。”

二十分钟后，一份名为《城市微抵抗操作手册》的PDF文档，像一颗不起眼的石子，被投入了豆瓣的“社畜茶水间”小组和知乎的几个匿名话题里。

没有任何煽动性的口号，这是一份纯粹的技术文档。

第一章：选址原则——避开主干道摄像头，优选消防死角；第二章：材料学——为什么防水油性笔优于普通水笔；第三章：编码——红色代表欠薪，蓝色代表超时加班，黄色代表职场霸凌。

阿哲在文档最后只留了一行小字：“下一面墙，不需要号召。”

与此同时，顾沉舟正在书房里盯着那份《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引》的征求意见稿。

全是正确的废话。

关于最核心的“算法歧视”，草案里只有轻飘飘的一句“鼓励平台优化算法”。

顾沉舟冷笑一声，摘下眼镜擦了擦。

让劳动者去证明算法有歧视？

这跟让瞎子去画彩虹有什么区别？

代码锁在服务器里，你怎么整？

他拨通了政法大学一位老教授的电话。

“王老师，您那份关于‘数字法治’的学术倡议书，附件里能不能加一段技术性补充？”

顾沉舟发过去一段仅有三百字的文本。

核心只有一条：举证责任倒置。

凡涉及算法歧视的纠纷，平台需自证其算法逻辑中不包含年龄、性别等隐性权重，否则即视为侵权。

他没走信访，也没找媒体，而是把这段“毒药”裹在了最枯燥、最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学术倡议里。

三天后，一家法律类垂直媒体摘录了这段倡议。

紧接着，舆论的风向变了。

起草组原本准备结案，现在被迫重新审视条款的可行性——毕竟，这是学界的“中立建议”，谁敢轻易驳回？

反击是多线并行的。

李曼此时正对着电话那头咆哮，但声音压得很低，透着股狠劲：“因为看了一张传单，就罚环卫工两百块？理由是传播非法信息？”

那是沈阳分会传来的消息。

两百块，是那个大姐在雪地里扫三天大街的钱。

“行，他们要法，我就给他们法。”

李曼挂了电话，转身叫停了印刷厂的机器。

新一批的小卡片改版了。

原本印着“反击者联盟”LOGO和维权口号的正面，被全部替换成了《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原文。

背面不再是各种群二维码，而是一个硕大的、通往人社局官方政策库的跳转链接。

这批重达半吨的物资，当天下午就发往了全国三百个基层环卫站。

每一个包裹上，都加盖了一枚红彤彤的印章：“公共法律服务协作项目·普法资料”。

李曼把发货单拍给沈阳的那个班长，附言只有一句：“这是国家法律原文，谁敢说是非法信息，让他直接给市司法局打电话查扣。”

北京的雨是在傍晚落下来的。

陈导坐在剪辑室里，屏幕上是过去七天那面墙的延时摄影。

从第一张孤零零的黄色便签，到后来五颜六色的纸片像苔藓一样爬满墙面，再到路人驻足、拍照、上传抖音。

她没有加任何激昂的配乐，只保留了现场嘈杂的车流声和风声。

片名叫《第七日》，挂着“民间档案观察项目”的名义扔进了B站。

简介里写得清清楚楚：所有原始素材已建立哈希值存档，随时可供调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