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信封的封口处压着一道红线，纸张手感厚重，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公文味儿。

林夏用拆信刀挑开封口，抽出里面的红头文件。

落款是教育部下属课程研究所，内容只有两页纸：邀请“反击者联盟”作为“新时代女性创业典型”，提供约三千字的案例素材，用于编写高中思想政治选修模块的辅助读本。

办公室里没人说话，只能听见纸张翻动的脆响。

视网膜前的金色光标闪烁了一下，系统给出的判断比这空调风还要冷：

【意图识别：叙事收编。

核心策略：去害化处理。

风险预警：对方试图将结构性困境转化为个人奋斗的励志样本。

一旦接受，批判性将被剥离，你将成为橱窗里的塑料模特。】

“要把我们写进课本。”林夏把文件扔在会议桌中央，手指在那个鲜红的印章上点了点，“让我们讲讲怎么从被裁员变成女老板，怎么‘自强不息’。”

“这是要把刺儿拔了，熬成汤给大家喝。”阿哲拿起文件扫了一眼，嗤笑一声，把脚架在椅子横杠上晃荡，“只要我们按他们的调子写，以前那些骂大厂、揭黑幕的内容，就成了‘创业路上的小插曲’。”

林夏靠向椅背，目光落在窗外灰蒙蒙的写字楼群上。

拒绝是最容易的，但这扇门一旦关上，话语权就真的丢了。

“接。”林夏转过椅子，面向众人，“但我们不写命题作文。”

当天下午，“反击者联盟”的内部论坛置顶了一条新公告——《我们需要十二个瞬间》。

没有煽情的导语，只有硬邦邦的要求：不要成功经验，不要鸡汤，只要你觉得最过不去、最想放弃、或者最尴尬的那个时刻。

后台数据疯涨。两千多份邮件像雪片一样飞进来。

林夏熬了一整夜。

她没选那些逆袭打脸的爽文段落，而是挑出了十二段最粗糙的文字。

一段写的是：“被裁那天没敢告诉家里，每天早上依然拎着包出门，在星巴克坐到晚上。第三天，我因为舍不得买那杯35块钱的拿铁，被店员多看了两眼，那一刻我躲进厕所哭了半小时。”

另一段写的是：“为了凑创业启动金，我卖掉了结婚时的金镯子。老公问起来，我说丢了。那天晚上他抱着我安慰，我心里想的却是，这谎言还能撑几天。”

没有修饰，没有升华。

林夏只让人标注了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打包，回传。

“这么发过去，大概率会被退稿。”阿哲看着那个发送成功的图标，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那些媒体已经把通稿都写好了，标题我都猜得到——《从被裁员到进教材，她们做对了什么》。这帮人，正等着给我们立牌坊呢。”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U盘，那是他准备的“后手”。

三天后，新一期《互助日报》印发。

这期报纸的右下角，多了一排不起眼的二维码，旁边印着一行小字：“有些声音，文字记不下。”

阿哲这一手玩得阴。

扫码进去，不是激昂的朗诵，而是那十二段故事当事人的原始录音。

没有背景音乐，全是杂音。

有的背景里是地铁报站声，说话的人声音发颤，语序混乱；有的中间夹杂着孩子尖锐的哭闹，那女人不得不停下来哄孩子，录音里全是疲惫的喘息。

这份报纸并没有在大街上大规模散发，而是通过几个特定的渠道，流进了一些特定的公文包里。

一位关注教育公平的政协委员，在两会驻地的房间里听完了这十二段录音，沉默了很久，最后把那张报纸折好，夹进了自己的提案本。

北京西边的一间会议室里，顾沉舟正把一份各种颜色的数据图表投射在大屏幕上。

这里是教材审定的外围研讨会。

几个头发花白的专家皱着眉，手里拿着那十二段“原始叙述”的打印稿。

“顾律师，这些材料……太负面了。”一位专家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教材是要引导价值观的。这种‘买不起咖啡’‘卖首饰撒谎’的细节，缺乏典型性，也不利于学生建立职业信心。”

顾沉舟没接话，按了一下翻页笔。

屏幕上跳出一组柱状图。

“这是‘讲道理事务所’过去三年对两万名职场人的跟踪数据。”顾沉舟的声音冷得像在读判决书，“当前青少年职业认知调研显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