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某天早上，他没去上班，宿舍里东西都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像只是出门买个东西。”王主席的声音越来越低，“厂里当时传言四起，有说他被南方的大厂挖走了，给了高薪；有说他拿了竞争对手的黑钱，故意捣乱，事情败露跑了；也有人说，”他突然停住，警惕地看了一眼紧闭的房门，然后凑到吕严耳边，声音几乎低不可闻，“他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处理了。”

“您认为，他得罪了谁？”吕严目光锐利如刀，紧紧盯着王主席的眼睛。

王主席却像被烫到一样，猛地放下茶杯，“哐当”一声，茶水都晃了出来。

他连连摆手，身体往后缩了缩，眼神躲闪着不敢与吕严对视：“我可没这么说！都是厂里老人瞎猜的，做不得数！我老了，记性不行了，好多事都模糊了……你们还是去问问别人吧，问问别人……”他的语气急促，双手已经做出了送客的姿势，分明是下了逐客令。

第一次走访，就在这种欲言又止的沉重氛围中结束。

走出红砖楼，小张忍不住骂了一句：“这老头明明知道啥，就是不敢说！”吕严却摇了摇头，目光投向远处荒芜的厂区：“他不是不敢说，是被吓怕了。这扇门后，锁着的是二十年前所有人都不愿也不敢触碰的往事。”

与此同时，省厅技术中心的实验室里，却是另一番紧张忙碌的景象。

冷白色的灯光照亮了每一个角落，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电子设备的清冷气息。

杨宇穿着白色的实验服，眼睛死死盯着电脑屏幕，眼底布满了血丝——为了破解这些尘封的线索，他和技术科的人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与时间留下的熵增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争。

“杨哥，多光谱成像结果出来了！”年轻的技术员小李激动地喊道，手里拿着刚打印好的照片。

那几张从铁盒中取出的、严重褪色泛黄的照片，此刻正静静地躺在高精度扫描仪上。

原本模糊不清的影像，经过多光谱成像技术的分层提取和AI算法的增强修复，逐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

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张集体合影：前排中央，年轻的沈国荣穿着笔挺的西装，梳着油亮的大背头，脸上带着志得意满的笑容，意气风发；

他身旁不远处，站着身材高大、面容凶悍的保卫科长赵德柱，双手背在身后，眼神警惕地扫视着镜头；而在后排的角落，一个戴着黑框眼镜、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正腼腆地笑着，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股对技术的执着与纯粹——他就是陈江河。

杨宇用鼠标将三人的面容逐一锁定、放大、存档，屏幕上的像素块逐渐清晰，将二十年前的神情完整地复刻下来。

“把沈国荣和赵德柱的照片发给吕队，让他们重点关注。”他吩咐道，又指向另一张单人工作照，“再把这张照片的背景放大，我要看清哪个机器铭牌。”

照片中，陈江河正俯身操作一台巨大的机器，神情专注。

经过与档案馆调出的红星厂旧图纸进行像素级比对，机器铭牌上模糊的字迹终于被识别出来——正是当年沈国荣力主引进的“香肠国生产线”的核心设备型号。

更令人振奋的是，陈江河正在调试的部件，恰好是他在报告中重点质疑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液压系统部分。

“这就对上了。”杨宇揉了揉发酸的眼睛，“陈江河当年根本不是无的放矢，他是真的发现了设备的问题。”

另一边，微量物证分析也有了新的突破。

包裹遗骸的蓝色塑料布，经过成分光谱分析，其聚氯乙烯成分的比例和添加剂配方，与九十年代末昆北一家已倒闭的小塑料厂生产的产品完全吻合——那家塑料厂当年的主要客户，正是红星机械厂。

而从地基下提取的土壤样本，经过重金属含量和微生物群落分析，与红星厂老厂区，特别是废料库周边的土壤成分高度吻合，误差不超过0.1％。

“杨哥，这些证据是不是能说明，陈江河就是在红星厂废料库被害的？”小李兴奋地问。

“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至少能证明，他的生命最后时刻，一定与红星厂那片土地紧密联结。”杨宇说着，又转向堆积如山的旧纸质档案，“最关键的还在这儿。”

那是从市电信局调过来的、九十年代末的电话局档案，足足有十几个纸箱，泛黄的纸页上记录着密密麻麻的通话记录。

杨宇和团队像大海捞针一样，逐一排查着陈江河宿舍固定电话的通话记录。

终于，在1999年6月的档案册里，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