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问题当“细枝末节”

，这不就是“舍本逐末”

吗？小景云，你觉得雅各宾派为什么能抓住机会？

小景云：他们很懂“对症下药”

。

雅各宾派不说虚的，直接问“你们打击投机了吗？判处囤积者死刑了吗？”

这些话精准戳中了老百姓的痛点。

而且他们利用了吉伦特派的矛盾，比如拿普选和“理性”

的冲突说事，让中间派觉得吉伦特派逻辑不自洽。

教授：对，这就是政治心理学中的“议题设置权”

。

雅各宾派把讨论焦点从“理想制度”

拉回“现实利益”

，占据了道德和现实的双重高地。

陈一涵，你从哲学角度看，吉伦特派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陈一涵：他们混淆了“应然”

和“实然”

。

哲学上“应然”

是“应该怎样”

，“实然”

是“实际怎样”

。

吉伦特派总想着建立“理性完美的共和国”

，却无视老百姓“要吃饭、要安全”

的实际需求。

政治不是理念试验场，是“可能性的艺术”

，他们没搞懂这个区别。

教授：总结得太到位了！

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核心：没有现实根基的理想，终将沦为空中楼阁。

吉伦特派的失败，本质上是“极端理想主义”

的失败——他们把启蒙思想的“理性”

绝对化，用抽象理念套现实问题，既没守住原则的底线（和丹东合作），又没学会灵活变通（解决民生问题）。

我们再深入分析几个关键节点。

吉伦特派上台时，其实有机会团结中间派，但他们犯了三个致命错误：

第一，原则失守。

为了权力和丹东这种手上沾血的人合作，让中间派觉得他们“为了上位不择手段”

。

心理学上这叫“道德妥协的连锁反应”

，一次妥协就会让公信力持续崩塌。

第二，脱离群众。

道家讲“民为邦本”

，可吉伦特派把老百姓当“需要被理性改造的对象”

，不是“需要被尊重的主体”

。

他们搞普选本想争取支持，却又鄙视文盲选民，这种矛盾暴露了他们的精英傲慢。

第三，认知僵化。

他们陷入了哲学上的“理性独断论”

，认为只要制度“符合理性”

，问题自然解决。

可现实是，制度落地需要土壤，老百姓不会靠“理性”

填饱肚子。

反观雅各宾派，他们虽然后来走向了恐怖统治，但初期的策略确实精准：

-用“具体诉求”

替代“抽象理念”

，抓住心理学的“即时满足效应”

；

-用“道德批判”

攻击对手，利用“群体情绪共鸣”

拉拢中间派；

-用“行动果断”

对比吉伦特派的“犹豫不决”

，建立“能办事”

的形象。

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肯定雅各宾的激进，而是要从吉伦特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理想主义者掌权后，最危险的就是“用理念过滤现实”

。

他们总觉得“等我们建立了完美制度，问题就都解决了”

，却忘了老百姓活在当下，等不起你的“完美制度”

。

心理学上的“群体极化”

也在这段历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雅各宾俱乐部因为不断有人比谁更激进（否则会被视为“不够革命”

），导致整个团体越来越左；而吉伦特派在内部争论“理性是否纯粹”

，却没人关心街头的实际诉求。

这两种极化，最终让温和力量失去了生存空间。

道家的“阴阳平衡”

智慧在这里也很适用。

理想与现实、原则与变通、精英与民众，就像阴与阳，缺一不可。

吉伦特派只重“阳”

（理性、理想），忽视“阴”

（现实、需求），自然会失衡崩塌。

哲学上，这涉及到“工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