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扩展至英国），并列举其直观表现：英美（尤其美国）仍使用英制单位，生活中需换算单位；法律体系为判例型的普通法（核心是历史判例而非法条，各州规定不同，甚至有“关窗才能打呼噜”

的奇葩判例）；政治上实行联邦制与地方自治，英国无正式宪法、美国宪法两百多年仅增十条修正案；商业领域几乎无国企，且监管模式独特。

随后，教授通过对比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揭示思想对治理的影响：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杰斐逊等）是经验主义者，建国时无完美设计，宪法靠提案妥协而成，依托经验逐步调整，故独立后除南北战争外长期稳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及革命者是理性主义者，追求用理性设计完美社会，抛弃传统，导致大革命后数十年动荡，近百年才确立共和政体。

接着，教授深入分析法律体系差异的影响：普通法靠判例和陪审团（依据生活常识判案，如无专门法律时，陪审团凭“作弊该罚”

的常识严惩股市造假），灵活适配商业创新，助力美国股市（公司数从8ooo多家减至4ooo多家，规模从不足1o万亿涨至4o万亿）；而大陆法（如《拿破仑法典》）是理性设计的法典，对法官要求高，法律制定赶不上商业创新，易“无法可依”

。

教授还指出，英美经验主义治理成功的客观条件——地理上孤悬海外、无外来入侵，有试错时间；同时为贸易大国，能开放吸收经验，且重视海军保障安全。

最后，教授总结：经验主义治理短期效果一般但长远稳定，理性主义短期高效却易僵化；并延伸至个人，强调需开放积累经验、避免思维教条，还抛出思考题：国家面临突危机时，该优先用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