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不能联系下？

蒋尘：是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

吗？店主的“骗”

是“有限度的”

——他们只赚“合理的黑心钱”

，不会让买家血本无归。

比如把山寨机当名牌卖，但至少能正常使用；报高价但不会高到让买家转头就走。

这种“不突破生存底线”

的算计，本质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

，符合功利主义里“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店主赚钱，买家也能拿到能卖的货，交易才能持续。

和蔼教授：太精准了！

重庆大厦的“秩序”

，不是靠法律或道德，而是靠“每个人都不想砸了饭碗”

的理性。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厦里偶尔会有种族冲突，比如印度店主和尼日利亚商人吵架，但往往5分钟就和好——因为再吵下去，当天的货就卖不出去了。

这种“利益压倒冲突”

的现象，心理学上叫“目标导向的冲突化解”

，也是这座大厦能“乱而不倒”

的核心。

第二部分：为什么是香港？——新自由主义与“包容性边缘”

的哲学逻辑

（教授切换ppt，屏幕上出现香港签证政策对比表：左边是欧美国家对非洲人的签证要求，右边是香港“无签证可逗留14-9o天”

的政策）

和蔼教授：大家看这张表——为什么重庆大厦没出现在纽约、伦敦，偏偏在香港？吴劫，你之前做过香港经济政策的调研，先说说你的看法。

吴劫：教授，关键是香港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

香港从殖民地时期就靠自由贸易起家，政府对经济干预极少，只要能带来活力，哪怕是“低端贸易”

也会容忍。

比如非法劳工，只要不影响香港市民就业，警察基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山寨手机交易，只要不闹到媒体曝光，也不会被严查——这是一种“底线式监管”

。

和蔼教授：没错！

香港的新自由主义，就像给重庆大厦开了一扇“包容性窗口”

。

从哲学角度看，这是“消极自由”

的体现——以赛亚·伯林说“消极自由”

是“免于干预的自由”

，香港政府不干预小商人的交易，不限制他们的逗留时间，反而让“低端全球化”

有了生存空间。

叶寒（疑惑）：教授，可香港是国际大都市，租金那么贵，重庆大厦为什么能做到“廉价”

？书里说业主是香港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把物业租给这些小商人？

和蔼教授：这就要说到“历史惯性”

与“利益计算”

。

重庆大厦1961年建成，早期因为靠近美军基地，成了红灯区和嬉皮士聚集地，名声越来越差，香港本地人都不愿意住，业主只能低价出租。

后来南亚人、非洲人聚集过来，形成了“贸易生态圈”

——业主虽然嫌麻烦，但每月能稳定收租，比空着物业好；而且业主们组成了“立案法团”

，修电梯、装监控，让大厦不至于彻底破败。

这又是一种“易经”

里的“否极泰来”

——坏名声带来了低租金，低租金吸引了商人，商人又让物业有了价值。

秦易：教授，我还注意到一个点——重庆大厦刚好卡在“中国内地”

和“非洲”

中间。

内地是世界工厂，有大量廉价的二手手机、服装，非洲有需求，香港成了“中转站”

。

这是不是也是它能存在的原因？

和蔼教授：太重要了！

这是“地理枢纽”

的作用。

从全球化格局看，香港是“半边陲地区”

（介于核心国家和边陲国家之间），一边连接内地的“生产端”

，一边连接非洲的“消费端”

。

小商人从内地拿货，在重庆大厦中转，再带到非洲，整个链条的成本极低。

这种“枢纽优势”

，是纽约、伦敦没有的——它们离非洲太远，离“廉价生产端”

也远，自然无法形成重庆大厦这样的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