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浑浊的水源，让敌人喝了拉肚子。

乌蒙山的春天来得晚，山坳里还有未化的积雪，背阴处的冰棱能有三尺长，像一串串透明的水晶。红军在崇山峻岭中与敌周旋，时而分散袭扰，时而集中歼敌。在一次突围中，田老幺的“神兵队”负责掩护主力转移，他们在悬崖上凿出落脚石，用藤条编成吊桥，藤条上还缠着防滑的茅草，踩上去稳稳当当。当敌人追到崖边时，只看到空荡荡的吊桥和岩石上用红漆写的“此路不通”，气得哇哇大叫，却只能望着深谷兴叹。田老幺趴在树丛里，看着敌人在悬崖边气急败坏的样子，忍不住对身边的战士笑道：“这叫请君入瓮，瓮里却没好酒！”

最艰苦的日子里，老乡们的支援成了红军的救命稻草。在野马川，彝族阿妈背着背篓走了几十里山路，送来烙饼和草药。背篓里的烙饼用桐叶包着，还带着余温，草药是山里采的治咳嗽的柴胡和桔梗，散发着淡淡的苦味。背篓绳在她肩上勒出深深的红痕，像两条红色的带子，那是母爱的印记。在可乐乡，儿童团的孩子们用竹筒给山里的红军送情报，竹筒里还藏着烤红薯，红薯的焦香混着竹青味格外诱人，孩子们的裤脚沾满了泥土，却跑得飞快，像一群灵活的小鹿。

苏小红带着“妇女互助队”在山洞里办起临时医院，洞里点着松明火把，火光摇曳，照亮了一张张伤员的脸。她们用艾草熏治伤员的冻疮，艾烟袅袅中，带着草木的清香。苏小红把自己的棉被撕成布条包扎伤口，棉被里的棉絮飞了出来，像一朵朵小白云，飘落在伤员的脸上。有天夜里，红根突然发起高烧，小脸烧得通红，迷迷糊糊地哭，哭声在寂静的山洞里格外揪心。苏小红抱着孩子急得团团转，附近村寨的苗族巫医闻讯赶来，他背着药篓，里面装着各种草药和银针，药篓上还挂着一个铜铃铛，走路时叮当作响。

老巫医先用温水给孩子擦拭额头，又从药篓里拿出几片带着清香的树叶，那是山里特有的退烧草，在掌心揉碎了敷在红根的肚脐上，最后用银针轻轻扎在孩子的虎口和额头穴位。他的动作轻柔而熟练，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折腾到后半夜，红根的烧终于退了，小脸蛋恢复了红润，呼吸也变得平稳。老巫医临走时只留下一句：“红军为我们打仗，我们不能让红军的孩子受苦。”他药篓里的草药散发着淡淡的苦味，却让苏小红的心暖融融的，像被炭火烤过一样。

1936年3月的纳雍战斗中，红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战士们在山坳里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山坡上的积雪被染成了红色，像绽开了一片片艳丽的红花。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在敌师长的指挥部里搜到一叠电报，上面全是“红军行踪不定，屡遭伏击”“粮弹耗尽，请求支援”的哀叹，字迹潦草可见其慌乱，纸页上还有咖啡渍和烟蒂烫出的小洞，透着败军之将的狼狈。

贺龙把电报递给关向应，两人相视而笑，笑容里带着胜利的喜悦和疲惫。关向应指着窗外怒放的映山红说：“你看这山花，越是贫瘠的土地开得越艳，咱们的根据地就像这花一样，在黔滇大地扎下根了！”映山红的花瓣上还沾着露水，在阳光下像撒了层金粉，娇艳欲滴，仿佛在为红军的胜利而绽放。

毕节城里的工农夜校越办越红火，龙秀才带着几个老夫子编写了识字课本，把革命道理编成顺口溜：“红军来，百姓笑，分田地，把苛捐烧；学文化，长本领，要把那旧世界来改造！”课本是用粗糙的草纸印刷的，纸张边缘有些毛糙，字迹却工工整整，透着油墨的清香。傍晚时分，城隍庙前的老槐树下总聚集着听课的老乡，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背着娃娃的妇女。孩子们趴在土坯桌上，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字，琅琅书声与远处纺织厂的机器声交织成动人的乐章，连墙角的蟋蟀都停止了鸣叫，仿佛在静静聆听这希望的声音。

苏小红的“妇女互助队”已发展到两百多人，她们不仅纺纱织布，还成立了文艺宣传队。队员们用缴获的绸缎边角缝制演出服，虽然颜色不一，红的、绿的、蓝的拼凑在一起，却格外鲜艳，像开在舞台上的花。在寿福寺的戏台上，队员们演出的《送郎参军》感动了无数乡亲。春桃扮演的妻子送别丈夫时，唱起自编的歌谣：“送郎送到大门口，递上布鞋和烟袋，红军打仗为百姓，我在家中等你回！”她的声音哽咽，眼里含着泪水，台下的观众也跟着抹眼泪，哭成一片。

当晚就有十几个青年报名参军，他们的母亲和妻子抹着眼泪，却把儿子和丈夫的包袱收拾得整整齐齐，在包袱里塞上手帕、布鞋和炒好的花生，每一样都透着浓浓的牵挂。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