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盯着屏幕上的那张照片，照片边缘还有偷拍者慌乱中留下的手指阴影。

那张纸上，那句“当你不被看见，你就被剥削”的联盟核心标语，被翻译成了藏语，字体歪歪扭扭，却力透纸背。

“有点意思。”阿哲掐灭了烟，指尖在键盘上飞快跳动。

这不仅仅是翻译。

拉萨的一个社区里，一夜之间多了一面“布施账目公示墙”，每一笔钱的去向都贴着发票复印件；乌鲁木齐的大巴扎夜市，几个烤包子摊位前挂出了“今日进货价透明牌”，甚至标明了面粉涨幅和人工成本。

没有人指挥他们，没有统一的广告，甚至没人提“反击者联盟”这几个字。

但阿哲看得懂。

那种“用数据对抗模糊”、“保留原始证据链”的逻辑内核，和他写的那本手册如出一辙。

他没有试图去联系这些发起人，更没有把他们拉进什么大群。

相反，他打开了一个新建的程序后台——“抗争指纹识别系统”。

这套算法不抓取关键词，只分析行为结构。

比如，某个行动是否包含“数据公开”？

是否建立了“第三方监督雏形”？

只要符合这些特征点，系统就会自动在地图上点亮一盏灯。

屏幕上，原本只有北上广深几个亮点的地图，此刻正像星火燎原般，在大西北、西南腹地零星闪烁。

“我不做盟主，我只做天气预报员。”阿哲看着那张每周自动生成的热力图，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弧度。

这些星星点点的火光，才是让上面那些人真正睡不着觉的东西。

因为不可控，所以无法被斩首。

北京的冬夜干燥寒冷。

顾沉舟拿着发改委的回函，站在落地窗前，镜片上映着窗外的霓虹。

红头文件上，那句“鼓励企业自建监督委员会”被他用红笔重重圈了起来。

“鼓励自建？”顾沉舟冷笑一声，将那张纸随手扔在桌上，“这就是让狼自己给自己修羊圈，还要保证羊不被吃掉。”

他早就料到这三个月的窗口期会有变数。

既然官方想把监督权虚化，那他就自己造一个实体的。

他拨通了电话：“老张，那个网约车司机的案子，别结案。对，我有新想法。”

三天后，一份名为《XX平台整改非官方履约评估报告》的文件出现在网络上。

这东西做得太像样了。

封面设计模仿了政府白皮书的严肃风格，排版严谨，数据详实。

撰写人一栏写着：三位受害司机、两名执业律师、一名刚退休的劳动监察大队队长。

没有情绪化的控诉，只有冷冰冰的对比表格：承诺整改项vs实际落地项。

“派单规则透明度：承诺公开权重算法，实际仅公开接单率影响。结论：未履约。”

文件发出的当天下午，两家顶级财经媒体直接全文转载。

那个平台原本正准备发通稿吹嘘自己的整改成果，结果这篇报告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直接抽在了刚写好的新闻稿上，把股价抽掉了三个点。

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山区，李曼正蹲在一个乡村小学的办公室里，给一群女老师讲课。

没有PPT，只有一块黑板。

“大家别觉得‘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引’离咱们远，这玩意儿除了管送外卖的，里面那条‘多元评价体系’，就是咱们的武器。”李曼手里拿着粉笔，指着黑板上那个复杂的论文结构图。

这里的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因为不会写“学术八股文”，哪怕课讲得再好，职称也永远卡在初级。

李曼每帮她们代写一个字。

她拉来了两个高校教授做志愿者，线上手把手教她们怎么把教案变成实务型论文。

“写你怎么教那个留守儿童识字，写你怎么用土办法解决没教具的问题。”李曼拍着桌子上的打印纸，“这就是最有价值的数据，比那些空对空的理论强一万倍。”

一个月后，八篇论文发表在省级刊物上。

当地教育局原本想以“不符合学术规范”为由驳回，李曼直接把《论文也是武器》教学包甩在了桌上，里面附带了那条法律条款的详细司法解释。

“承认这些成果，还是让我们去上一级部门聊聊什么是‘多元评价’？”

教育局盖章的手有点抖，但最终还是落下去